孫奇逢：堂傳孝友數(shù)百年
孫奇逢（1584-1675），字啟泰，號鐘元，直隸容城（今河北容城）人，明末清初理學大家，與黃宗羲、李颙齊名，并稱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。晚年講學于河南輝縣夏峰村，從者甚眾，世稱“夏峰先生”。
明萬歷二十八年（1600）孫奇逢中舉，后父母接連去世，在鄉(xiāng)廬墓6年。期間，刻苦讀書，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廣為涉獵，并多與賢友切磋論學。明萬歷三十九年（1611），居孝期滿的孫奇逢開始游學京師，廣交名士。滿清入關(guān)后，孫奇逢南遷河南輝縣，在夏峰村授徒講學20余年，著書立說，研讀各家經(jīng)典，創(chuàng)立“夏峰學派”。黃宗羲評價“北方學者大出其門”，故孫奇逢又有“北方孔子”的美譽。
孫奇逢一生著述頗豐，他的學術(shù)著作主要有：《理學宗傳》、《圣學錄》、《北學編》、《洛學編》、《四書近指》、《讀易大旨》五卷、《書經(jīng)近指》等。
與黃宗羲、李颙并稱“明末清初三大儒”的著名學者孫奇逢，給子孫留有《孝友堂家規(guī)》與《孝友堂家訓》兩部傳家寶訓，其核心是蒙以養(yǎng)正，教子成人。用他的話說，即教子弟是“家庭第一關(guān)系事”。孫奇逢認為，培養(yǎng)子孫成材是家庭教育最為重要的任務。他說：“士大夫教誡子弟，是第一要緊事。子弟不成人，富貴適以益其惡；子弟能自立，貧賤益以固其節(jié)。”
孫奇逢指出，早期教育的好壞，對人一生的品德影響極大，故“圣功全在蒙養(yǎng)，從來大儒，都于童稚時定終身之品。”這種強調(diào)幼兒早期教育重要性與可能性的思想，是非常有見地的。為了從制度上保證教家立范落實落細，孫奇逢將先祖“世守勿替”的所垂訓辭，歸納總結(jié)，推廣補充，形成條理，分類排列，修訂成十八則“立家之規(guī)”。
孫奇逢自己在十七歲時即考中舉人，卻不鼓勵子弟求取功名，說“取科第猶第二事”，讀書“全為明道理，做好人。”這是為什么？原來孫奇逢認為，他訂家規(guī)家訓的根本目標，是將子弟培育成賢人、君子、好人，而不是貴人、官吏。他說：“子弟中得一賢人，勝得數(shù)貴人也。”
孫奇逢九十歲時，仍對去應試的子孫訓示道：“涿州史解元家，子弟赴試，老者肅衣冠設(shè)席以餞，命之曰：‘衰殘門戶，賴爾扶持。’”對這種教子弟求取富貴以光宗耀祖的做法，他不以為然道：“今老夫所望爾輩扶持者，又不專在此也。為端人，為正士，在家則家重，在國則國重。所謂‘添一個喪元氣進士，不如添一個守本分平民。’……爾今日立身之始，須有一段抵擋流俗之志。”要他們抵制追求富貴的“流俗”。但如若一定要出外為官任職，那也應該當廉吏。他誡侄孫道：“吾家沐陽公，以廉吏起家，爾祖能繩其武（按即繼承、戒慎），我輩俱得為清白吏子孫，較金帛田宅遺后人者榮多矣。”即便如此，也應以耕讀為本。孫奇逢九十一歲時，孫輩應試者有七人，他借用友人之言訓誡道：你們不必都“發(fā)科登仕，只本分孝弟力田，不失前輩書香，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。”“若奉此言，便是孝友堂佳子弟。”
在教育子孫上，孫奇逢不是單純說教，而是要求子孫把讀書和踐履結(jié)合起來，身體力行。他訓誡道：“爾等讀書，須求識字。”什么叫“識”？行了才算識，不行不算識，如“讀一孝字，便要盡事親之道；讀一弟字，便要盡從兄之道。”不行不知的原則，父兄要作表率。“父慈”才有“子孝”，“兄友”才有“弟恭”。這種強調(diào)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，今天看來仍然是符合教育規(guī)律，值得效仿借鑒的。
明清鼎革之際，社會動蕩不安，倫理道德失范嚴重。理學大儒孫奇逢從家庭、家教、家風入手，提出立家規(guī)家訓以教誡子弟的主張，并親撰《孝友堂家規(guī)》垂訓子孫，以期正人心、厚風俗。在家規(guī)中，孫奇逢旗幟鮮明地提出，“立家之規(guī)，正須以身作范”，而“教家立范”，尤以“品行為先”。他一生篤行孝友，風節(jié)凜然，為后世作出了表率。
孫奇逢認為，“道莫大于興孝興悌”。他事親至孝，父母去世后，與兄弟遵循古禮，結(jié)廬墓側(cè)，疏食淡飯，讀書對泣，風霜雪雨，寒暑無間，六年如一日。孝行感動鄉(xiāng)里，廣為世人贊譽。孫奇逢對雙親感情至深，終身孺慕不衰，在90余歲高齡，仍日率子孫晨起展拜家祠，逢忌日則簡衣素食，哀思不已。孫奇逢早年與兄弟互學所長，砥礪共進，情誼深厚，晚年每當看到他們的遺物，就禁不住流淚嗚咽，遂在家祠中為兄弟增設(shè)牌位，以寄托思念之情。“身教親于言教”，孫奇逢以身作范，孝友傳家，一門五世同堂，“家無逆顏，人人盡讓無爭辯”。康熙二年，傅山過訪兼山堂，稱“其家門雍穆，有禮有法，吾敬之愛之。”
燕趙一地，自古多慷慨豪俠之士。孫奇逢少好奇節(jié)，負經(jīng)世之學，常欲建功立業(yè)，“以砥柱中流自任”，浩然之氣，百折不回。黃宗羲評價他：“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，人謂自先生而再見。”孫奇逢“生平最愛節(jié)義風”，家規(guī)“首存士節(jié)”，當是厚望子孫于此。孫奇逢“教家立范，品行為先”的家教思想，對建設(shè)優(yōu)良家風具有積極意義，值得我們身體力行。
傳統(tǒng)中國是一個以血緣原理構(gòu)建的倫理社會，家是人們生活的中心，人的一生無法離開家而獨立存在，而家又要靠子孫的繁衍來傳承延續(xù)，要使家族興旺、家道昌隆，家中子孫的品德教養(yǎng)至關(guān)重要。
明清之際的理學大師孫奇逢稱“家運之盛衰，天不能操其權(quán)，人不能操其權(quán)，而己實自操之。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男正乎外，女正于內(nèi)，即貧窶終身，而身型家范，為古今所仰，盛莫盛于此。如身無可型，而家不足范，當興隆之時，而識者已早窺其必敗矣！”因此“士大夫教誡子弟是第一要緊事。子弟不成人，富貴適以益其惡；子弟能自立，貧賤益以固其節(jié)。”他又目睹當時一些士大夫家“絕不講家規(guī)身范，故子若孫鮮克由禮，不旋踵而壞名災己，辱身喪家”的現(xiàn)狀，皆因“其身多慚德”。孫奇逢認為要培養(yǎng)子弟的德性，需“教家立范，品行為先”，讓子孫立規(guī)守德，遂將先祖所垂訓詞歸納總結(jié)、推廣補充為“家規(guī)十八則”。孫奇逢所立家規(guī)，要子孫在人倫日用中落實儒家的倫理道德，孝友為本，各安本分、各盡其道、各盡其職，以實現(xiàn)“父曰慈，子曰孝，兄曰友，弟曰恭，夫曰健，婦曰順”的齊家狀態(tài)，實現(xiàn)“父子篤，兄弟睦，夫婦和”的和諧生活。
孫奇逢在清初移居河南輝縣夏峰村耕讀講學，所立家規(guī)不僅使孫氏家族能在夏峰村安身立命、繁衍生息，而且使容城、輝縣兩地的后世子孫和睦同心、自強不息，至今孫氏宗族仍然保持著勃勃生機。
在傳統(tǒng)中國，家庭并不是封閉的，而是以家庭為核心，進而輻射家族、姻親乃至整個社會國家。孫奇逢所立家規(guī)，不僅在孫氏家族內(nèi)部世代傳承了近四百年，而且在社會上也產(chǎn)生了廣泛積極的影響，成為清代以來廣大世人所推崇的教子立身、睦親治家、為人處世的家教范本。一個民族的文化產(chǎn)生、生長于自己本民族的生活模式與生活習慣里。家是中國人塑造人格的重要場所，是中國人德性的生長地，孫奇逢所立家規(guī)繼承了傳統(tǒng)中國的優(yōu)秀文化基因，體現(xiàn)了中華民族講仁愛、守誠信、崇正義、尚和諧、倡勤儉的文化精髓，在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。
《孝友堂家規(guī)》問世以后，三百多年間曾經(jīng)多次刊刻發(fā)行，流傳甚廣，對教化士民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是清朝時期著名的家規(guī)之一。其在孫氏家族中尤其得到了很好的貫徹，據(jù)家譜記載，歷代孫氏子孫都是在案頭放置一本，每有空閑時間都要細細研讀體味，對子孫后代讀書作文、婚姻家庭、待人接物等，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。
“家規(guī)十八則”是《孝友堂家規(guī)》中的核心內(nèi)容，言簡意賅，開篇就是“安貧以存士節(jié)，寡營以養(yǎng)廉恥”。理學家最講“節(jié)義”，最講“恥心”，作為理學大儒孫奇逢來說，教育子孫首先從這一點開始，也就不難理解。
“家規(guī)十八則”中還有“擇德以結(jié)婚姻，敦睦以聯(lián)宗黨”。孫奇逢的曾孫孫用正，娶的是當時名儒耿極的女兒，溫良賢淑，持家有方，孫用正得以安心讀書并中舉，歷任禹州、許州學正，主講大梁書院，名聞中州大地。孫用正不但學問精粹，而且品行敦厚，親友鄉(xiāng)鄰之間有了困難，他都會積極地去幫助。因此和族黨以及鄉(xiāng)親鄰里之間十分和睦。
“暗修以淡聲聞，好古以擇趨避”也是“家規(guī)十八則”里的重要內(nèi)容。孫奇逢的六個兒子立雅、奏雅、望雅、博雅、韻雅、尚雅都是飽學之士，都有詩文傳世，但他們均淡泊名利，從傳統(tǒng)文化中細細體味取舍進退的道理。他們隱于夏峰，和父親一起，在兼山堂傳播學術(shù)。
“家規(guī)十八則”之后，附有家訓，其中有這樣的話語：“古人讀書，取科第猶第二事，全為明道理、做好人。”這些都明明白白告訴孫氏子孫，讀書學習，主要是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質(zhì)，提高自己的修養(yǎng)，做一個明白事理的人，其次才是做官。而做官也要做一個報效國家的好官，不然，還不如做一個老實本分的平民百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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